七一纪念日的由来

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，党代表大会在上海（后移至嘉兴南湖）召开，出席大会的13名代表，通过了纲领，正式宣告诞生。从此，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政党。

  后来，7月1日又是如何被确定为诞生纪念日的呢？这还要从党进驻延安说起。

 党成立后，由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年代，风雨飘摇，历经艰辛。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，我党一直没有进行有计划、有规模、有程序且公开的纪念活动。1937年1月13日，进驻延安，环境相对稳定，开始了纪念活动。

据《周恩来年谱》记载，1937年7月1日，在延安召开活动分子大会，周恩来作了报告。这是我党历史上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。

  报告概述了我党自成立以来经历的曲折发展历程，分析了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，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，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。

  报告系统总结了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，号召党在继承优良传统、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。

  一大召开后不久，党在上海曾遭到一次破坏，包括一大档案在内的档案资料全部遗失，致使关于一大的很多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历史之谜。1936年，一大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发表了文章《代表大会的回忆》，讲述了一大召开的具体过程，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细节，文中说：“一九二一年的夏天，上海法租界蒲柏路，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，在七月下半月，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……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小组的代表，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。”他只是说代表大会是在“七月下半月”开的，并没有提到具体日期。

 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，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，统一全党思想，凝聚力量，投入到抗战中去，1938年春，准备举行纪念17周年活动，需要确定具体日期。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，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，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诞生纪念日。

1938年6月14日，陕甘宁边区宣传部和边区抗敌后援会，召开延安各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，商定7月1日至7日，开展抗战一周年及党成立17周年纪念周活动。6月24日，发布了《关于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》。6月25日，《新中华报》发表《从“七一”到“七七”纪念周，抗大是怎样筹备的？》文章，将成立纪念日精炼地概括为“七一”。

  据《新中华报》报道，1938年7月1日上午10时，在延安市工会举行工人大会，成立了延安市各业工会总俱乐部。下午2时，工人宣传队整装出发，在钟楼到北城门一带宣传。当天，轰动全城的是晚间的庆祝党成立17周年提灯大会。太阳还高悬在西山顶上，各学校、团体、机关、部队就开始向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会合，延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拥到这里来了。台前面高高挂着“延安各界庆祝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”的横幅。晚上7时，大会宣布开幕。首先是全体人员齐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然后由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致词。会场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，“拥护党”的口号声此起彼伏。当西边的晚霞消失，灯火照耀了大地，从延安城墙上望去，仿佛一片星海。提灯大会正式开始，提灯队由南门入城，有飞机灯、五星灯、宝塔灯等各种造型的灯。引人注目的是抗大第五大队第五中队的“五星·斧头·镰刀”灯，灯上一面写着“71—77”，另一面写着“1921—1938”。城内街道两侧观众云集，歌声、口号声响彻夜空。此后一周，延安每天都有庆祝活动举行。

“七一”作为诞生纪念日的文件是1941年6月，当时发出《关于党诞生二十周年、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》，明确提出：“ 今年‘七一’是二十周年，‘七七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，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，采取各种办法，举行纪念，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。”这是指示的方式明确规定7月1日为庆祝的日子。

  1941年7月1日，延安各机关、学校、部队、团体放假一天，召开纪念会、报告会，热烈庆祝20周年。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编辑出版了“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”，发表了一篇社论和朱德、林伯渠、吴玉章写的三篇纪念文章。

  社论《纪念党廿周年》指出：“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……党二十年的历史，对于中国革命还有一个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，就是它已经在人民面前成了一个雄辩的见证，这个见证证明了，党，中国工人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，与丧失自信、希图依靠他人和依靠机会者流的论断相反，是能够独立奋斗的，是不可战胜的，是具有无限前途的。”

  朱德在《党与革命战争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整个历史，是与北伐战争以来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不可分割的。”“二十年的中国革命战争过程，证明了一个真理：只有党，才能英明地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；只有党，能在历史时期中，为当时革命的政治目标而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，反对当时中华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敌人；只有党，能定出和坚持当时革命的战略方针。”

  林伯渠在《党与政权》一文中说：“党高举起布尔塞（什）维克的旗帜，跨过了光辉英勇的斗争道路，在短短的一段历史途程上刻画了永古不朽的痕迹”，在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地方，出现了党领导的强大的军队，建立了党领导的民主的政权。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，也是党值得自豪的地方。”

  吴玉章的《我和党》一文，从他个人40多年的经历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阐述中国伟大，他说：“中国有了人类进步的革命理论——马列主义；中国有了强有力的、群众的、进步的革命政党。”